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谁来自决呢？自然是当地的乡绅、豪强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先不用去衙门，由本家族长主持公道；谁家闺女私奔了，不用惊动县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缙绅决定惩治手段；闹了小偷强盗，暂时不必请官兵围剿，十里八乡自结义勇，巡逻捉拿；修桥、兴学、义庄之类的公共事业，也不用朝廷特别拨款，当地乡宦富户捐几轮钱就凑够了；赶上规模不大的灾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赈济。
甚至像征收赋税这种大事，官府有时候都可以外包给包税人，自己坐等收钱。比如宋代有买扑之法，规定凡税收千贯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税大商人收一笔定额税，至于商人再从集市里征税多少，官府不再监管——所谓“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到了元代，包税之风更是盛行。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
这个话题，不能简单以“下县”或者“不下县”一概而论。它并非一个“是否”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探讨的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多少管理权，有的朝代多点，有的朝代少点，历朝历代程度均有所不同，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下县的皇权，也不存在一点都下不去的皇权。
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
在明初那会儿，这个问题格外严重。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续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小圈子。中央政令下发到地方，执行难度很高。朱元璋曾经发狠，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会。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
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
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面对质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江南一处叫湖州的地方。
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作小黄册。
这个小黄册试点工程，和户帖制的内容截然不同。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