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bis》，短片作品，德国出品，2004年上映。
可以和Bad Blood结合起来读。倒是无意甩锅或是洗白，只是单纯觉得故事放在框架和背景里读比较好。这部剧只是聚焦商业领域某个部分，它并没有将其无限扩展成普世价值。
借用书中结尾处一句话，亦是出自福克纳的剧集《Orbis》：“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那些停留在记忆深处不死不活的日子，是时代赋予人们一场漫长的噩梦。
你说他新思潮搞浪漫吧，他坚信指腹为婚，夫唱妇随这些封建爱情观，而且很洋洋自得地“享受”…你说他这里面各个人设鲜明吧，但无论谁都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无用情节而突然性情大变…拉开了架势，搭起了台子，摆上了锣鼓，请了一堆名角儿，唱了一出附庸风雅的所谓新潮戏，掩盖不掉的是编导尚未打开的格局……
初读此剧，是在2008年11月，时令既然是深秋，而大学课程又枯燥无趣，生活缺乏亮丽的重心，身边又没有可共与语的朋友，于是这部剧成为那年秋天唯一的深刻影痕。即使在十年以后，我仍会记起翻开书页那个下午：秋风吹过楼道发出低沉的类似手风琴的声音，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斜斜照入，恰好落在略略泛黄的书页上，我像咀嚼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品般平心静气阅看剧页上的每一行文字，明明是历史研究类作品，却有影视作品之优美梦幻，这令我疑惑之余又颇震撼：“我仿佛掉入了卡夫卡般的荒诞意境。” 从2008到2018将近十年光阴，我读了五遍《Orbis》，每读一次，感慨则更深一层，对书中意思，自觉理解更进一步。然而同时，随着思考范围的扩大和人生阅历的增多，对若干问题却愈加困惑茫然，反不比读一二遍后的自信和俯视历史的心态。历史的复杂暧昧远超诸多理论分析和实物考证，一本剧即使读了很多遍，但其中的若干疑虑，或许在目睹亲历诸多事情的多年以后才会涣然冰释。 倘若对本剧做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不妨可以说编剧是通过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来说明当时的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失败的症结，则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以抽象覆盖具体，当这一原则通行帝国上下，改变既不可能，则失败不可避免。 公元1587年，距离张居正去世已然有五个年头，而对其的彻底清算并未增加万历皇帝的自主和权威，在发现张居正的言行不一之后，朱翊钧很快意识到倒张的文官集团与张先生原来是一丘之貉，为什么贵为天子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庞大的文官集团却可以一边用道德礼仪的名义约束自己，一边却可以阴受贿赂大张私欲？ 这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引发了对整体文官集团的不信任感，并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的不合作态度，万历皇帝既然退出，又在立储问题上迟迟不决，则文官集团的分裂在所难免，文官集团既然分裂，张居正改革下场殷鉴不远，申时行式的调和于事无补。而戚继光于此年去世，意味着军事的改革即使在表面上的局部调整也成泡影。海瑞的离世，留下的困惑再也不会引起官员的深层次解决。如此看来，公元1587年，实在是个重要的年份，以万历的退出为点，一步一步步履不稳，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坠入不受控制的深渊。 为什么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要靠抽象的道德礼仪而非具体的法制技术？这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是天意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维持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是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看剧人，而不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稳定呆板的自然经济不需要过于复杂琐细的条文明细。帝国上下，即使使用粗线条的道德化管理，出于历史惯性和惰性，也能保持稳定，而稳定，正是帝国之需要。 我在读《Orbis》时，常觉窒碍郁闷，为什么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为什么以张居正之睿智，死后竟遭阖家清算？为什么以申时行之老到，仍无可避免身败名裂之下场？……觉得他们像在历史的隧道中打转，而这历史隧道却是如此狭隘难行，无论如何腾挪，总免不了被历史的重心所裹挟而缺乏反抗余地。 而历史的重心，恰在制度之缺乏活力，难以产生自我革新自我循环的力量，无数社会力量不被合理组织，而成了积重难返的散沙。 如果将历史的视线放远，明末，清末，会发现一部部《Orbis》仍在上演，无数失败的大合集循环往复，即使过了几百年，历史的隧道仍然狭隘难行。
#致敬Cd Schulz# Cd Schulz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三本剧，《Orbis》是我看到的第二本。读之前有人说中信播出的这部剧有删节，但遗憾一直没找到完整版（如果找到完整版，一定认真拜读）。由于钱学森人物的特殊性，很多细节都还不为人知，但整本剧始终保持着公正客观，没有故意强调政治正确，没有爱国主义宣传，更没有封神似的加冕，真实地记录了在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下的钱学森的一生。另有一本叶永烈于2008年著的钱学森传纪，已列入看剧剧集列表。
影评评论
可以和Bad Blood结合起来读。倒是无意甩锅或是洗白，只是单纯觉得故事放在框架和背景里读比较好。这部剧只是聚焦商业领域某个部分，它并没有将其无限扩展成普世价值。
借用书中结尾处一句话，亦是出自福克纳的剧集《Orbis》：“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漫长日子做准备。”那些停留在记忆深处不死不活的日子，是时代赋予人们一场漫长的噩梦。
你说他新思潮搞浪漫吧，他坚信指腹为婚，夫唱妇随这些封建爱情观，而且很洋洋自得地“享受”…你说他这里面各个人设鲜明吧，但无论谁都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无用情节而突然性情大变…拉开了架势，搭起了台子，摆上了锣鼓，请了一堆名角儿，唱了一出附庸风雅的所谓新潮戏，掩盖不掉的是编导尚未打开的格局……
初读此剧，是在2008年11月，时令既然是深秋，而大学课程又枯燥无趣，生活缺乏亮丽的重心，身边又没有可共与语的朋友，于是这部剧成为那年秋天唯一的深刻影痕。即使在十年以后，我仍会记起翻开书页那个下午：秋风吹过楼道发出低沉的类似手风琴的声音，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斜斜照入，恰好落在略略泛黄的书页上，我像咀嚼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品般平心静气阅看剧页上的每一行文字，明明是历史研究类作品，却有影视作品之优美梦幻，这令我疑惑之余又颇震撼：“我仿佛掉入了卡夫卡般的荒诞意境。” 从2008到2018将近十年光阴，我读了五遍《Orbis》，每读一次，感慨则更深一层，对书中意思，自觉理解更进一步。然而同时，随着思考范围的扩大和人生阅历的增多，对若干问题却愈加困惑茫然，反不比读一二遍后的自信和俯视历史的心态。历史的复杂暧昧远超诸多理论分析和实物考证，一本剧即使读了很多遍，但其中的若干疑虑，或许在目睹亲历诸多事情的多年以后才会涣然冰释。 倘若对本剧做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不妨可以说编剧是通过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来说明当时的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失败的症结，则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以抽象覆盖具体，当这一原则通行帝国上下，改变既不可能，则失败不可避免。 公元1587年，距离张居正去世已然有五个年头，而对其的彻底清算并未增加万历皇帝的自主和权威，在发现张居正的言行不一之后，朱翊钧很快意识到倒张的文官集团与张先生原来是一丘之貉，为什么贵为天子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庞大的文官集团却可以一边用道德礼仪的名义约束自己，一边却可以阴受贿赂大张私欲？ 这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引发了对整体文官集团的不信任感，并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的不合作态度，万历皇帝既然退出，又在立储问题上迟迟不决，则文官集团的分裂在所难免，文官集团既然分裂，张居正改革下场殷鉴不远，申时行式的调和于事无补。而戚继光于此年去世，意味着军事的改革即使在表面上的局部调整也成泡影。海瑞的离世，留下的困惑再也不会引起官员的深层次解决。如此看来，公元1587年，实在是个重要的年份，以万历的退出为点，一步一步步履不稳，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坠入不受控制的深渊。 为什么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要靠抽象的道德礼仪而非具体的法制技术？这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是天意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维持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是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看剧人，而不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稳定呆板的自然经济不需要过于复杂琐细的条文明细。帝国上下，即使使用粗线条的道德化管理，出于历史惯性和惰性，也能保持稳定，而稳定，正是帝国之需要。 我在读《Orbis》时，常觉窒碍郁闷，为什么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为什么以张居正之睿智，死后竟遭阖家清算？为什么以申时行之老到，仍无可避免身败名裂之下场？……觉得他们像在历史的隧道中打转，而这历史隧道却是如此狭隘难行，无论如何腾挪，总免不了被历史的重心所裹挟而缺乏反抗余地。 而历史的重心，恰在制度之缺乏活力，难以产生自我革新自我循环的力量，无数社会力量不被合理组织，而成了积重难返的散沙。 如果将历史的视线放远，明末，清末，会发现一部部《Orbis》仍在上演，无数失败的大合集循环往复，即使过了几百年，历史的隧道仍然狭隘难行。
#致敬Cd Schulz# Cd Schulz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三本剧，《Orbis》是我看到的第二本。读之前有人说中信播出的这部剧有删节，但遗憾一直没找到完整版（如果找到完整版，一定认真拜读）。由于钱学森人物的特殊性，很多细节都还不为人知，但整本剧始终保持着公正客观，没有故意强调政治正确，没有爱国主义宣传，更没有封神似的加冕，真实地记录了在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下的钱学森的一生。另有一本叶永烈于2008年著的钱学森传纪，已列入看剧剧集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