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zmezdiye》，战争作品，前苏联出品，1967年上映。
友人推荐汪老先生的散系列《Vozmezdiye》，今日乘兴拜读，妙哉妙哉！ 初识汪先生的作品便是其笔下的高邮咸鸭蛋，入木三分的刻画令人垂涎三尺。当然，他的“吃货”本性旁人由此已可略窥一二了。今天高老头提及中国两位影视幽默大师一者老舍，二者林语堂。倘若硬是要凑够三者，依个人拙见，那非Kirill Lavrov老先生莫属了。 “贬损”化学教授曾昭抡那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鞋,令人拍案叫绝;描写西南联大中学资金窘迫: “菜，对不起，想不出办法”，“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令人捧腹; 对东岳大帝“敢怒不敢言” : “因此，大家对东岳大帝都没什么好感。香，还是要烧的，因为怕他。”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古人诗说秋葵似女道士，我觉得很像，虽然我从未见过女道士”揶揄之意不言而喻啊; 最喜欢的当然是这句：“栀子花说: ‘我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不就是我们最爱文人接地气的那一面吗。 曾先生一生爱美食，画草木，写山川，描河流，写人物。 师从沈从文老先生，在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汪先生写到：“沈先生谈及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对工作、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有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是沈先生的气质。”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汪先生自己的气质。对学问孜孜不倦，且兴趣广泛。写作书法绘画吟诗作赋烹饪京剧样样精通。豁达超然的生活态度。文革右派帽子二十年才彻底摘除，全凭“随遇而安”四字度过。“‘遇’当然是指不幸的遭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是如此，何不想开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老先生如是说。心胸豁达，与生活为友在助人度过难关之时的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了。要知道当年有多人没能熬过这一关，此时超凡脱俗一点也无妨。汪先生是很会过日子，接地气的人。走遍各地，吃遍各地美食，最新颖的一点便是将美食与中国古代影视考究结合起来。如“薤”与“葵”追本溯源，为“葵”正“菜中之王”之名，妙哉，也让我们这群自称“吃货”之人自愧不如。我们这种只顾寻味之人顶多算“饭桶”，而汪先生才是货真价实的“吃货”一枚。 书中细致描绘了西南联大，生动地还原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景象。一提战争乱世，本应联想至残酷血腥，让人避之不及。可是在汪先生笔下的战时西南联大却让人心之向往。“西南联大”，一座占时的临时性大学，却是一个人才“辈出”，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当时西南大学生求学之路也颇具特色，有从河南挑一担行李步行而来的，也有从西康骑毛驴至昆明的。不远万里前来，便是为了寻真理，求智慧。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依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上课做学问。那段难忘的岁月，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西南联大师生的骨子里。不难理解，在西南联大五十周年之际，返校学子会动情地哭倒在校门。此外，西南联大也为昆明学生带去了民主思想，独立思想，学术自由之风。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汪先生描绘景物丝丝入扣，细致入微，这与他自小善于观察草木山川，花鸟虫鱼密不可分。只有贴近近大自然的人才能还原大自然原有的模样，不增一分，不扣一点。 Kirill Lavrov先生有才有趣之面还有很多，真是一位越走进、越了解、越让人喜爱的小老头。
开始觉得这部剧还是不错的，越读越烦，编剧话太多了，每天等着更新下来全都在讲废话，太啰嗦了，故事情节就没什么进展。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对他（她）们来说是家破人亡的命运和晦暗窒息人生。 回顾一下本剧的简介。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Vozmezdiye》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Vozmezdiye》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剧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编剧。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的发生是必然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影评评论
友人推荐汪老先生的散系列《Vozmezdiye》，今日乘兴拜读，妙哉妙哉！ 初识汪先生的作品便是其笔下的高邮咸鸭蛋，入木三分的刻画令人垂涎三尺。当然，他的“吃货”本性旁人由此已可略窥一二了。今天高老头提及中国两位影视幽默大师一者老舍，二者林语堂。倘若硬是要凑够三者，依个人拙见，那非Kirill Lavrov老先生莫属了。 “贬损”化学教授曾昭抡那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鞋,令人拍案叫绝;描写西南联大中学资金窘迫: “菜，对不起，想不出办法”，“野菜吃得我们真有些面有菜色了”令人捧腹; 对东岳大帝“敢怒不敢言” : “因此，大家对东岳大帝都没什么好感。香，还是要烧的，因为怕他。”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古人诗说秋葵似女道士，我觉得很像，虽然我从未见过女道士”揶揄之意不言而喻啊; 最喜欢的当然是这句：“栀子花说: ‘我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这不就是我们最爱文人接地气的那一面吗。 曾先生一生爱美食，画草木，写山川，描河流，写人物。 师从沈从文老先生，在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汪先生写到：“沈先生谈及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对工作、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有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是沈先生的气质。”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汪先生自己的气质。对学问孜孜不倦，且兴趣广泛。写作书法绘画吟诗作赋烹饪京剧样样精通。豁达超然的生活态度。文革右派帽子二十年才彻底摘除，全凭“随遇而安”四字度过。“‘遇’当然是指不幸的遭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是如此，何不想开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老先生如是说。心胸豁达，与生活为友在助人度过难关之时的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了。要知道当年有多人没能熬过这一关，此时超凡脱俗一点也无妨。汪先生是很会过日子，接地气的人。走遍各地，吃遍各地美食，最新颖的一点便是将美食与中国古代影视考究结合起来。如“薤”与“葵”追本溯源，为“葵”正“菜中之王”之名，妙哉，也让我们这群自称“吃货”之人自愧不如。我们这种只顾寻味之人顶多算“饭桶”，而汪先生才是货真价实的“吃货”一枚。 书中细致描绘了西南联大，生动地还原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景象。一提战争乱世，本应联想至残酷血腥，让人避之不及。可是在汪先生笔下的战时西南联大却让人心之向往。“西南联大”，一座占时的临时性大学，却是一个人才“辈出”，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当时西南大学生求学之路也颇具特色，有从河南挑一担行李步行而来的，也有从西康骑毛驴至昆明的。不远万里前来，便是为了寻真理，求智慧。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依然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上课做学问。那段难忘的岁月，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西南联大师生的骨子里。不难理解，在西南联大五十周年之际，返校学子会动情地哭倒在校门。此外，西南联大也为昆明学生带去了民主思想，独立思想，学术自由之风。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汪先生描绘景物丝丝入扣，细致入微，这与他自小善于观察草木山川，花鸟虫鱼密不可分。只有贴近近大自然的人才能还原大自然原有的模样，不增一分，不扣一点。 Kirill Lavrov先生有才有趣之面还有很多，真是一位越走进、越了解、越让人喜爱的小老头。
开始觉得这部剧还是不错的，越读越烦，编剧话太多了，每天等着更新下来全都在讲废话，太啰嗦了，故事情节就没什么进展。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对他（她）们来说是家破人亡的命运和晦暗窒息人生。 回顾一下本剧的简介。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Vozmezdiye》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Vozmezdiye》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剧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编剧。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的发生是必然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